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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之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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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兰州市人,中文系毕业,高级讲师,中国科学管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诗集《兰山抒情》,小说集《含笑九泉》,散文集《宛川随笔》,《祖厉往事》,《半年吏录》,论文集《南河评论》,《函苑耕耘》等二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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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日记谈热河失守:蒋介石误国不可恕  

2015-10-30 14:23:19|  分类: 【收藏】人物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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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日记谈热河失守:蒋介石误国不可恕
2015-10-30 08:43:05 来源: 人民网(北京)

《胡适日记》1933年3月13日:“五点见蒋先生,谈了两点钟。他称‘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胡适日记谈热河失守:蒋介石误国不可恕

摘自《左右手:百年中国的东西潮痕》,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授权刊载

胡适日记谈热河失守:蒋介石误国不可恕

林语堂,1936年存照,出自《左右手:百年中国的东西潮痕》,福建教育出版社提供。

胡适日记谈热河失守:蒋介石误国不可恕

林语堂《致中国的主人翁》公开信,载于1933年《世界日报》。出自《左右手:百年中国的东西潮痕》,福建教育出版社提供。

原标题:林语堂:致中国主人翁的连环信

林语堂与胡适,一直保持着一种虽为挚友,更像诤友的关系。二人交谊不错,但通信似乎并不算多;从各自发表的文章来看,对时局政治的一些看法也并不合拍。长期以来,这就是后世研究者对二人关系的总结。

从目前公布出来的二人往来信件来看,的确不多,且几乎全部集中于1933年2月。因为在这一时段,有人冒用胡适名义转寄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封函件,内容为河北第一监狱政治犯遭受严刑迫害,情况十分严重。这封函件让同盟执委会信以为真,迅即在全国转发,并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作为同盟执委会主席的胡适得知此事后,断然否认自己转发过这一函件,且声称函件内容与事实不符。他强调,曾亲自去监狱中探访调查过,绝无对政治犯严刑迫害之事。他随即向当时主持同盟的蔡元培、林语堂提出请求,要求彻查函件来源。胡、林二人此时的通信,主要就集中于这一事件的辨析与讨论之上。

1933年2月18、19日,胡适先后在《世界日报》与《独立评论》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公开指责同盟总会负责人把民权保障做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做为法律问题看待,并明确表示了拥护国民党政府及其治理举措,申明了自己反对利用民权问题反政府的个人立场。2月21日,他又在《字林西报》发表谈话,再次表明反对同盟总会的立场。3月4日,同盟总会开除胡适会籍的启事,在京沪两地见报。

就在胡适被开除会籍前后,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组公开信。这组公开信的行文颇为奇特,由六封信组成“连环信”,即一封信附有另一信要求转寄,依次类推。《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第六卷十三期刊载了这组公开信,题为“致中国的主人翁”;1933年4月23日《世界日报》又将其摘译为中文,再次发表。这一“连环信”的第一封收信人,正是胡适。然后依次附信转寄中华民国国民、中央政府诸部长、蒋委员长、张学良将军、汤玉麟。首先致胡适的信,这样写道:

热河最近的趋势和中国的现状逼迫着我来写这几封信给本国的主人翁。我觉得我有许多要紧的话要说,可是不知道写寄给谁才好。我在物色一个领袖,一个国家的真正首领,但是找不到。所以我不得不写给本国所有的可能的主人翁……根据柏拉图的命义,你,既是一个哲学家,就应当作这个国家的主人翁。虽然我也知道,事实上,你是无所事于像汪精卫或林森那样勤劳治国的。你看得出我是多么失望啊。

多年前,我想总是十年以上吧,你曾说:“中国不亡,是上帝瞎了眼。”经过十年的智慧成熟了,我能热诚拥护你的名言了,也许还能修正一下。依我说如果不亡,那是列强的恩典。日本将要夺取中国,如果列强并不介意。中国,算是一个国家,是存在于英、法、美、意、西班牙、葡萄牙的共同特许之下的。

今日的中国这个国家既不是共和国,又不是法西斯蒂国家也不是苏维埃联邦,也不是一个有限或无限的老大帝国。他是一个无限量的无政府国家。这是我现在为什么要写六七封信给六七个国家的“主人翁”而不写给一个人的理由。

在热河的惨失和八日之间破纪录地丧地五万八千方里以后,自然人人都是暴怒的。谁负这损失的责任呢?极度说,是人民啊。你还记得英国的保姆歌:“这是杰克建筑的房子”吧。好吧,我的感触也有几行近似那歌的句子。因为——

是人民

让院长汪

让委员长蒋

让副司令张

让热河主席汤

让日本

从热河占领到黑龙江。

在西方,任何政府如果应付热河的局势弄到这样糟糕,在热河退却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要引咎辞职的。那简直是无颜偷生,简单的原因就是人民忍受不了,然而我们尽其所能做得到的还只是坐在这里谈话。我现在是在爱尔柏路三百三十一号写信……而你是去保定和蒋委员长谈话。我们都是无关大体之极了。这些闲谈究竟有何益处?柏拉图的“哲学之王”除了自己上吊还干得什么?

请将附函转致中国民国的国民,假认他们也是这“民国”的“主人翁”。他们有一年的期间来抗守热河,但是一败涂地了。

林语堂的这封公开信,只字未提此时此刻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紧张关系;也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支持胡适脱离同盟,抑或支持同盟开除胡适。信中没有特意的是非认定与立场强调,但通观全信,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林语堂并不认同国民党政府,对胡适支持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与遗憾。

信中谈到“热河最近的趋势”,实际上是指“热河事变”。热河省,是1914年2月设立的省级行政区划,1955年7月29日撤销。热河省位于目前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包括河北省的承德地区、内蒙的赤峰地区、通辽部分地区、辽宁的朝阳、阜新地区。由于伪满洲国成立时,《建国宣言》中即曾表达过热河为满洲一部分。于是,日本即单方面根据《日满议定书》,一直处心积虑,侵略热河。1933年1月,终于爆发“榆关大战”,张学良从保存实力考虑,暂时退居山海关之内。当时,日军驻守长城外,占领热河直取北平态势相当明显;这时,日军还只是想借攻击北平之势,来换取中国国民政府对满洲国的承认。因为中国国内舆论普遍不愿意承认满洲国,2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等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2月21日,热河战役爆发;但装备不良、士气低落的东北军节节败退,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结束。热河最终还是遭日军占领,这就是所谓“热河事变”的全过程。

“热河事变”期间,胡适又在做什么呢?林语堂信中所提到的“去保定和蒋委员长谈话”,究竟又谈了些什么呢?翻阅《胡适日记》,这些“主人翁”们的谈话内容与行动计划,一目了然。其实,此时的胡适,也并没有赞颂国民党政府的意思,愤怒与失望也溢于言表。

《胡适日记》1933年3月2日:“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凌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要真心救民。……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世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胡适日记》1933年3月13日:“五点见蒋先生,谈了两点钟。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从《胡适日记》来看,他此时对国民党政府及热河事变的态度,与林语堂相当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心有灵犀”。胡、林二人都痛恨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各自为政,都认为国家长期以来积弱积弊,将无法抵抗侵略;“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慨叹,都分别出现在各自的日记与公开信中了。林认为中国在日本侵略之下,“如果不亡,那是列强的恩典”,这一观点在《胡适日记》中也有反映。1932年3月14日,胡适就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国家三十年来完全在国际局面之下苟活,而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己有幸存之道!”由此可见,对“热河事变”、对国家时局的看法,胡、林二人虽未有过密切交流,却如出一辙。

但林认为中国文人去与政客谈治国救国,根本上是无用的,“这些闲谈究竟有何益处?柏拉图的“哲学之王”除了自己上吊还干得什么?”应当说,这样的洞见本来不错,评判得也相当犀利。而胡适却是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跳出所谓“学者本分”“莫谈国事”的世俗信条,积极致力于评论政治与建言国策,一直在做着他认为“功不唐捐”的参政议政工作。“热河事变”发生后,他面见张学良、蒋介石等,通过“闲谈”,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建议。又与丁文江、翁文灏联名通电蒋介石,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即指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随后,甚至通信张学良,直接劝其引咎辞职;又在自已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六千字长文《全国震惊以后》,呼吁国民对时局、对国事要时刻警醒。所有这些在文人圈子里看来并不高明,过于直露意愿、并不给自己留后路的行径,胡适都全力以赴,未计后果。

与上述这些“反政府”言行相对应,胡适却又站出来反对将民权问题政治化,公开为政府辩诬;他痛责政府及其领导人无能,但仍要向政府及其领导人献言献策,缓解危局;这看似自相矛盾的两种做派,却正反映了胡适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胡适的这一政治理念,是要在现有政府框架内,寻求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上的全面进步与开明治理,是温和的、以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国家稳定为前提的。在这一政治理念之下,需要耐心解决积弱积弊的国内国际各种问题,而不是彻底推翻政府、分裂政府,胡适始终认为,要最终达到现代化的民主政治,是制度设计而不是上街运动。或许可以说,这是书生意气,这是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蓝图,但这也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士传统使然。通俗地讲,这就正是“主人翁”精神所在。

当然,在胡适生前,林语堂并不能看到胡适的日记;在写公开信时,林语堂也未必知道或能预见到,胡适在此前后的种种“主人翁”作为。所有这些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所有这些因交流沟通不畅间接造成的隔阂,都在所难免。在文人圈子里,因为隔阂而产生的争论乃至论战都是可能的,但胡、林二人此刻的隔阂,却并未因公开信的发表,而产生想象中的波澜起伏。胡适终其一生,并未对林的这封公开信,有过任何回应与解释。

胡适的沉默颇令人费解,因为他对《中国评论周报》与《世界日报》,都相当熟悉。这封公开信中、英文两种,应当总有一种他曾经看到过。1930年时,胡适就因在《中国评论周报》上看到关于他的一次英文讲演的批评文章,而给报社寄去过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后来他与潘光旦关于“全盘西化”的论争,也正肇始于此。而他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民权的保障》一文,更是要比他在《独立评论》上的发表时间还早一天;他的行踪、去向、言论、讲演、访谈也是屡屡见诸此报。依此看来,林语堂的公开信,胡适在这两种报刊上,总是会看到过一种的。但他没有选择付诸文字来回复,没有选择纸上论争来应答,而是选择按照实际行动的方式,将林的“连环信”一一带到前线,或许这才是最切实、最生动的回应吧。

1933-1937年,胡适一直高度关注中日外交局势,并多次面晤蒋介石等高层,屡次建言献策。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胡适飞赴美国,宣传中国抗战,并力促中美抗战联盟之形成。1938年9月,更正式出任中国驻美全权大使,以“书生大使”的形象,出现于国际外交的舞台之上。直到1946年归国,胡适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将林语堂的“连环信”带到抗战前线,交给长官与民众,甚至还传达到了大洋彼岸的欧美各国。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因心脏病猝发逝世。林语堂发表悼文称:“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度。……胡适之先生的肉身已经脱离尘凡,他留给我们及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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