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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之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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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兰州市人,中文系毕业,高级讲师,中国科学管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诗集《兰山抒情》,小说集《含笑九泉》,散文集《宛川随笔》,《祖厉往事》,《半年吏录》,论文集《南河评论》,《函苑耕耘》等二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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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张杨西安事变照样会发生:将由这二人领导  

2015-12-24 22:38:33|  分类: 【收藏】历史钩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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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张杨西安事变照样会发生:将由这二人领导
2015-12-14 13:14 观察者网

没有张杨西安事变照样会发生:将由这二人领导 - 东山之子 - 东山之子的博客

蒋介石(右一)到西安督战,张学良、杨虎城与其合影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站在大历史角度看是必然,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的必然。前文提到中共改变自身左倾关门主义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因,张学良、杨虎城是外因。对于张学良而言,自身的民族感情是内因,中共是外因。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偶然与必然
1930年军阀混战,张学良出兵帮助蒋取胜,稳固了蒋在中国的统治。在国民党中任海陆空副总司令,南下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受到蒋介石的举城欢迎,“狮子山炮台鸣炮十九响”,文武百官“一律身穿制服”,从天津到浦口的车站遍贴标语,盛赞其“拥护中央,大有功于党国”。这种盛况是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没有的。9·18后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山海关和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代蒋受过,下野出洋。从意大利回国后,他虽和蒋一起剿共,但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抗日,“经常和同屋的蒋鼎文谈到天亮,谈自己的罪恶,谈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对日立即作战,谈着谈着就失声痛哭。”日本对张学良有杀父之仇,东北军的根基在东北,从东北撤出后军饷、开支一切都要仰仗蒋介石,寄人篱下的滋味不是那么好过的。
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回国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
事与愿违,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数千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国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和红军作战战死的东北军遗属流落在甘肃平凉一带,甚至有靠讨饭为生的。他向蒋介石要战死东北军官兵的抚恤金十万,蒋介石不给,对他的打击更大,感慨:“现在我的声望连十万元都不值了!”内心酸楚失望可知。1936年1月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大受奚落,与1930年相比不免要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不久其派人到两广询问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态度,李、白说:“与蒋合作的人没有不吃亏上当的……你越听他的话他越瞧不起你,我们希望张先生能有所作为,不要再上老蒋的当了。”
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团长高福源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被刘志丹部俘虏后待遇很好,中央红军来了待遇更好,感动之余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做上层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张学良派人护送担负国共联络任务的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于是乎,与中共的联系更紧密了。
1936年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9日晚张学良、王以哲偕中共党员刘鼎乘飞机到肤施。当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内教堂里举行谈判。张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
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面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具有决定性意义,也间接的促使中共改变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张本质还是一个军阀,军队是其命根子,毛泽东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剿共”。于12月4日再到西安,逼迫张、杨提出两种方案:一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红军;二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张学良一直相信蒋介石是抗日的,但这时张、杨不得不改变策略。先试探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逼蒋抗日就是进行兵谏。张学良利用和蒋的特殊关系,“主动承担劝服蒋抗日的工作,蒋走到哪里张学良就跟到哪里谈联共抗日问题,这样的情况不至五次。”10日、11日张学良再次劝蒋介石,蒋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张做到了仁至义尽,张、杨忍无可忍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谈到其发动西安事变的想法说:“我这次发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为了国家的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处源其自身背负的国恨家仇,更是被蒋介石“逼”的,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虽然策出于他人,实动于我心。”
杨虎城将军的内因与外因
杨虎城将军有着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9·18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1936年绥东抗战,又多次请缨杀敌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杨同中共关系一直很好(都是地方党组织),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省府秘书长是共产党员南汉宸。但在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组建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和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之后,杨虎城对中共的政策有些失望。特别是1935年上半年,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到达陕北时,杨虎城在蒋介石督促下,派三个警备旅进行阻截,遭到红二十五军打击,以张汉民为旅长的警备旅遭伏击,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被错杀,使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陷入低潮。
南汉宸将“八一宣言”交给杨虎城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向杨承认错杀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的错误,获得了杨虎城的谅解。毛泽东在12月25日给杨虎城的信中说:“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就冲这两句,凡是有点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会枪口一致对外。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17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以后,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的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来应付特务的监视。
张学良和中共的秘密接触,汤恩伯通过特务向蒋介石报告。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抗日反蒋,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为了应对桂系,对红军和张学良的接触就缓后处理。9月中旬“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临西安带领二十余名高级将领,调动三十个师决定对陕北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并且逼迫张学良围剿红军。
张学良在中共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已经改变了态度,而且他不仅探求桂系白、李的态度,还广泛联络各地军阀寻求他们对抗日及对蒋的态度。如1936年10月20日,阎锡山密会张学良,同意陪张学良谏蒋抗日;阎锡山对张学良说:请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倘蒋不干,“绝不顾一切牺牲”愿联合共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县,让给共军。”张学良不仅探求各地军阀的态度,还寻求国民党中央军将领对于剿共的态度,不少国民党将领称“剿共就是判了无期徒刑”,更坚定了张联共抗日的决心。
1936年9月21日蒋介石接到陈诚由武昌来电称:“张学良托冯庸转告,决意率部抗日,宁抗日图存,谓与其剿共而损失,不如为抗日而覆灭等语。”此时日寇侵略日甚,绥远形势日趋紧张。1936年11月,日伪军三路大举进攻绥东,绥远抗战爆发。一位东北军遗属将自己的十几万捐给傅作义后自杀,张学良部下集体劝说张学良:“即使中央不同意出兵绥远,我们自己也要出兵。”这些对张学良都有极大的触动。1936年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红军干净利落地歼灭了胡宗南一个旅又两个团,迫使国民党军暂时停止进攻陕甘边区,也给张学良吃了一颗定心丸。谁都不愿意交一个窝囊废当朋友!
各地实力派军阀面对日寇步步紧逼的反应
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桂系军阀李、白将部队开往湖南,打出“反蒋抗日”旗号。1935冬李宗仁派刘仲容到北京。刘与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南汉宸会谈,同意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王、南对李宗仁将军的抗日主张表示钦佩。李、白还派刘到西安与张、杨会谈,探听中共对地方实力派军阀的态度。李又在天津设立了秘密电台,以便及时知道中共方面的主张和华北局势。“两广事变”也有李、白为求自保的先发制人的动机。1936年5月蒋介石见陈济棠兄陈维周说:“中央准备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在当时民族危亡之际,打出抗日的大旗在政治上就能站到最高峰,如果蒋与桂系开战则在道义上落了下风。刘斐对李、白说:“你们只有把抗日这面大旗扛住了,死后才有棺材板盖。”“两广事变”后中共发表宣言:“凡阻止两广军队抗日前进,不论任何军队、任何人,抗日将士必须以自己武装坚决消灭。”还派出云广英到两广做统战工作。
1936年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处于漩涡之中,一方面日寇压迫日紧,作为军阀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不得不与日寇敷衍;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民族感情不想当汉奸,准备与日寇一战。但抗战的结果是部队打光了被老蒋借机取消番号消除异己,长城抗战后宋哲元将军骂到:“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狗娘养的!”宋哲元镇压过12·9学生运动,北平学生曾在游行中发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瓦窑堡会议后,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改变左的做法。1936年6月13日北平学生游行中就喊出“支持宋委员长抗日”“支持二十九军抗日”。一次学生游行正好遇到了宋的汽车将传单塞进车子,宋哲元看到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含笑而去。中共秘密派王世英、张友渔在二十九军做统战工作,促使宋哲元态度转变。不久后应宋哲元要求派张经武到宋部工作。
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派彭雪枫到傅作义处,并致信傅作义:“日寇西侵,国难日亟。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红军主力的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毛泽东深知地盘是军阀的命根子,告之:俺们只是帮你打日本人,打完俺们就走决不贪图你的地盘……傅作义说:“我宁可将地盘给红军也不给日本人!”
前文提到阎锡山对张学良说:“请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倘蒋不干,‘绝不顾一切牺牲’愿联合共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县,让给共军’。”阎老西说这番话不过是“惠而不实”,他自己的核心利益在山西。阎能说出这话是西征、东征被红军揍出来的;也是自己兵力在红军打击下损失惨重,要求蒋公帮助“剿共”,蒋公借机进入山西还赖在山西不走,这对于军阀来说是要了他的命!于是阎要求中共派薄一波到山西帮助其训练民众准备抗日,也有给自己拉一个盟友防止被蒋吞并的意思。
四川军阀刘湘与阎锡山有相似之处,蒋介石借围剿红军借机进入四川,虽然中央军没进川但派特务在四川大肆挑拨、离间刘湘与其部下关系。刘为了自保找冯玉祥联系西北军,冯对其说:“与蒋介石合作的没有不被他卖的,我还是他结义兄弟呢。但与共产党合作没有什么亏吃。”1936年9月间刘派人到天津与中共秘密接洽。后又派王千清去延安。刘还积极寻找与桂系的同盟,西安事变后与桂系约定“如果蒋还继续打内战就一致反蒋”。
山东军阀韩复榘在民族危亡之际也做出了释放中共党员,并在天津秘密与中共北方局联系的举动。
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失败,奉系军阀张学良是民国军阀中与蒋介石关系最好的。蒋介石派在1·28淞沪会战与日寇死磕的十九路军“剿匪”,结果在1933年剿出个福建抗日反蒋联合政府。想借围剿红军长征进入各军阀地盘,能在民国混成一方诸侯的没有一个善于之辈,你蒋公这点小心眼人家会不知道?只要红军不进入自己一亩三分地找食吃(红军去找食吃肯定和红军死磕),出工不出力者有之、捡便宜者也有之。除了最穷酸的王家烈的贵州,哪一个省蒋公没进去过?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想解决其最恨的桂系,被桂系闹出一个“两广事变”,后来还是用钱收买分化瓦解了桂系,和桂系妥协结束。
军阀有其封建的一面,但在民族危亡之际也有抗日的一面。刘湘在全面抗战爆发出川前说:“打了那么多年内战,也没打出个章程,这回可要为了自己在历史的地位而打了。”刘有严重的胃溃疡,部下劝他不要亲自带部队出川,其说:“我这点部队如果不是我亲自带迟早被蒋介石弄没了。”全面抗战后在民族主义这个大旗下感召下,蒋介石才能凭借政令调桂系、滇军、马家军出兵华东,东北军参加远征军;有苏联背景的新疆军阀盛世才也捐款捐物;刘湘军队是在川军出川抗日后被蒋分化瓦解的,中央军入滇也是在抗战后;以中央政令处决韩复榘;内部压倒了一直和其争长论短的汪精卫;这些如果不是抗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蒋公想借着剿匪达不到的目的,结果抗战爆发全部实现了,难怪蒋在1938年国民党大会上说:“今日方有领袖之感。”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不过是张、杨恰好在其位置上罢了,没有张、杨也还有阎、刘发动。只有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抗日才能在未来的中国占有地位,这个任务在抗战中被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成了,也就注定了中共在未来中国的地位。
(新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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