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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之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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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兰州市人,中文系毕业,高级讲师,中国科学管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诗集《兰山抒情》,小说集《含笑九泉》,散文集《宛川随笔》,《祖厉往事》,《半年吏录》,论文集《南河评论》,《函苑耕耘》等二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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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百亿村官"外逃 背靠副市长掌控冼村33年  

2014-10-12 18:50:26|  分类: 【收藏】反腐总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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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百亿村官"外逃 背靠副市长掌控冼村33年(全文)

2014-10-12 11:47:10 来源: 潇湘晨报 

“百亿村官”:公检法都是我们的人

寸土寸金的城市村庄,有着天量的土地财富,却被村中“大佬”卢穗耕掌控长达33年。在与其共享土地财富的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落马前,卢穗耕悄然脱身外逃。冼村的“强人政治”就此终结,留下纷乱如麻的利益纠葛。以自治化解矛盾,成了冼村部分村民的新选择。

广州天河区的冼村,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城中村。周边林立的高楼,就是在冼村的土地上建起来的。因为毗邻黄金地带珠江新城,土地值钱。村民们总爱提起:村子边上有一块地,一平米卖到过25万。

除了被征收的土地,冼村有自己可以支配的留用地,至少有460亩。这笔巨大的土地财富,被村支书卢穗耕一人掌控,他也被村民称作“百亿村官”。

借由土地财富,卢穗耕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场。其权力巅峰是在2010年前后,因为抗拒村庄拆迁,一共有84个村民被抓走,刑期最长的判了15个月。

卢穗耕及其追随者甚至放言:“别斗了,你不够我们斗的,公检法都是我们的人。”

反腐改变了这一切。去年5月,卢穗耕外逃了;3个月后,冼村7名村官因卷入窝案被抓;接着,曹鉴燎受牵扯而落马。

冼村的“强人政治”,就此终结。

上台 很会搞关系的他,三十出头就有了政治靠山

冼村是个有着800年历史的村庄。家族,曾是这个村庄最牢固的纽带。经历文革冲击后,冼村还是保留了5个祠堂,冼姓2个,卢姓2个,梁姓1个。

冼是大姓,在这个有着1400多户、6000多人的村庄里,冼姓人口占到了大约七成,卢姓占两成多一点。在地理位置上也有区隔,冼姓一般住在村庄北面,卢姓则分布在南侧。

家族是这个村庄权力结构的底色。村里的老人冼传昌回忆,在文革搞运动、搞斗争的年代,冼村“宗派斗争复杂”,谁也当不了头,“冼的来领导,卢的反对;卢的上台,冼的就反对”。

冼传昌称,到1979年,路线斗争开始缓和,由沙河镇派驻村支书的历史也随之结束,时年26岁的卢穗耕成为了冼村的村支书。此后就再也没有变换过,直到2013年被上级免职,卢在这个位置上呆了33年。

年轻的卢穗耕能够上来,靠的是两条。一是卢读过中学,后来做过民兵,接着又到工作队锻炼过。二是卢穗耕娶了同村一个冼姓人家的女儿,其岳父在沙河镇、天河区都做过官,他把女婿推了出来。因为联姻,卢穗耕也有了村中冼、卢两大姓氏支持的群众基础。

卢穗耕刚上来做村支书时,1938年出生的冼传昌是管农业的副村长,一起共事多年。他回忆,刚上来的卢穗耕还很谦虚,为人也和气,看上去平平常常,村民普遍都很认可。不过,卢穗耕也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会搞关系。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每到过年过节,卢穗耕就会带着村里出产的农副产品,给镇里的干部送去。

1985年起,32岁的卢穗耕在冼村开始羽翼丰满,变得强势起来。这一年,冼村第一次有了土地征收,按照《冼村村志》里的说法,征收了1200亩地,建起了天河体育中心。

征地后村里有了钱,卢穗耕和上面领导的关系更紧密了。也是在这一年,卢穗耕有了稳固的政治靠山——比他小5岁、后来做到广州市副市长的曹鉴燎,曹在这一年成为了沙河镇党委书记。

曹鉴燎在沙河镇“一把手”的位置上呆了十年,之后又做了天河区的一把手。卢、曹两人交往几十年,关系紧密。在冼村村民看来,俩人的关系就像是“兄弟一样”。根据1997年5月18日的发证信息,在冼村览青大街12号,卢穗耕给曹鉴燎建了一栋7层、占地面积57.81平米的房屋用于出租,村里安排人收租、管理。

掌权 平常像个老好人,但手段狠,是个“笑面虎”

冼村的土地,曹鉴燎通过卢穗耕的手来掌控,按照曹落马后的说法,“我想给谁就给谁”。

第一次征地后,村支书卢穗耕有了变化。身高近1米8的卢穗耕仪表堂堂,“年轻,会讨好干部,平常笑嘻嘻,像个老好人。但手段狠,是个‘笑面虎’。”冼村的老人评价。

背后的卢穗耕“霸道”,“他做的决定,任何人都不能反对,否则就被搞走。”以致到后来,冼村12人的领导班子皆是亲属关系,副书记是其侄子卢佑醒,总经理是小舅子冼章铭,会计是堂内弟冼章伟,出纳是小姨子冼惠东……“就连扫地工都是卢穗耕家族的人来做”。

除了人事,财权也由卢一人说了算。做总经理的冼章铭,虽然是其小舅子,但是手上的权力并不是太大,“报销500元以上,都需要卢穗耕来签字。”冼村熟知内情的村民说。

对于村民而言,卢穗耕掌控的冼村,更是一个“独立王国”,冼村有多少财富,村民完全不知情。冼传昌称,不要说村民,连村里其他村官也搞不清,所有的事情,都被卢穗耕一个人把持着。

卢穗耕能够把“遍地生财”的冼村,变成像私产一样由个人来支配,主导力量其实是村民自己,他们长期对公共事务的漠视,成就了卢穗耕。

卢穗耕凭着个人的公关能力,获取上级支持,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以致到了1998年《村民组织法》开始实施时,冼村已经失去了自治的能力。按照这部法律,村民有投票直选村主任的权利,通过选票,村民可以选择自己信任的村官,由此可以对村支书卢穗耕起到制衡作用。

冼村村民因为缺乏公共意识,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卢掌控一切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没有了选票的制衡,村委会的领导班子就可按照卢穗耕的意图来安排。

46岁的冼耀均是冼村维权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告诉记者,最初,每到选举,村里会有三个人上门,一个人拿选票,一个人拿投票箱,一个人拿钱。勾完选票递进投票箱,钱就接着递了过来,投票也就完成了。

选举廉价程度也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投一票给个5元、10元,我自己都拿过两次。”冼耀均说。而在广东一些富裕的村庄,早就有了贿选,一张选票价值千元以上。

控制 一些有能力的潜在权力挑战者被他挡在村外

冼村有其特殊的村情。这个村庄的巅峰期,外来人口就有近10万,商业繁荣,租金收入可观,在广州被称作“钻石村”。

“钻石村”的人口结构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到外面做生意、上班的。这类人比较年轻,有能力,收入可观。外面世界的吸引,导致这部分人淡化了对村级事务的关心。

第二类人靠租金收入过活,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这类人对村级事务比较关心,但是年龄一般都偏大,介入公共事务的能力偏弱。

第三类人是家庭条件并不好,要仰仗村里的入股分红过日子。对于分红比周边村庄少的现状不满,但是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村民对选票的漠视,其实是把权力让渡给了卢穗耕,成了强人掌控的基础。而冼村的权力过度集中,又进一步弱化了冼村自治的能力,给强人的出现制造了机会。

石牌村与冼村相邻,都有大量的土地财富,但是,石牌的权力结构分散,落在28个村民小组手中,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财务人员,自治的能力也就更强。

典型的例证是,石牌同属于天河区管辖,长期在天河区做一把手的曹鉴燎就无从操盘石牌的土地。而权力集中的猎德、冼村两个村庄的土地,曹就可通过村支书来操盘。

让冼村村民羡慕的是,石牌村民自治能力强,在融入城市化的进程中,累积的矛盾也少了许多。

除了一些客观条件外,卢穗耕本人也有一些特殊手段来控制村庄的政治。如党员的问题,卢对新的挑战者的出现,进行了严加防范。

冼村村民入党由卢穗耕说了算,但也有其掌控之外的党员冒出来,比如村民在学校入党,当兵后在部队入党。这类人有能力,都可能成为新的权力挑战者,卢穗耕的做法是,把他们挡在村外。

按照惯例,这些村民可以把党组织关系转到村里,而卢穗耕却严阵以待——比如村民冼昭满告诉记者,自己的小孩在学校入了党,毕业后,党组织关系就被卢穗耕转到了街道办。

整人 84个维权村民被抓,有的“罪名”是嫖娼

卢穗耕个人素质也是其长期掌权的一大因素。“心理素质超强,城府极深,为人低调,接人待物上有亲和力,在背后整人又有手段”。

冼耀均告诉记者,在维权期间,一些村民偶尔遇到了卢穗耕,当面大骂时,卢穗耕“面不改色,满面春风”,一转身,村民就被抓。巅峰时一共抓了84人,这成了卢溃败的一大因由。

卢穗耕的溃败,有着某种偶然性。

2009年,卢穗耕编纂的《冼村村志》向村民发售。细心的村民,发现了冼村的财富秘密,在遭遇整体拆迁压力后,开始维权。

村志》中一篇《冼村撤村改制成立企业集团的报告》中提到,“联社拥有固定资产3.8亿元,拥有可建楼房的土地330亩,可建厂房的土地130亩”,而这两者一加,一共有460亩,都是冼村的土地财富,但是,村民此前毫不知情。

按照当地一平米动辄10多万、20多万的价格,这是一笔惊人的土地财富。在卢穗耕外逃后,村民由此称呼其为“百亿村官”。

巨大的财富去向不明,“如梦方醒”的村民开始追问,参与维权的村民越来越多。当初50元一本卖给村民的《村志》,卢穗耕开始回收,价格一度高达一万元一本。

恰逢2010年冼村整体拆迁,冼村维权风起云涌。当年,陆续有84个村民被抓,如冼耀均在家中被带走,“罪名”是嫖娼,被收容教育将近一整年。

44岁的何冠华被抓走时,上百警察堵住了各个巷口,最后破了三道门,用洗澡的毛巾裹着,警察将其抬了出来。何冠华称,后来到法院时,自己被戴了黑头套,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15个月。判决下来时,何已经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来不及上诉,就被放出来了。

这些村民被抓,是卢穗耕权力的巅峰,但也带来了覆灭。84个村民随同其背后的家族,一共有300多户成了“钉子户”,拆迁陷入僵局,靠权力常年掌控冼村的强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走向了末路。2013年3月被免职,5月卢就悄无声息地外逃了。

而当年卢穗耕强势拆迁时,村庄被围墙围了起来,同意拆迁的房子已经或者被拆或者门窗卸去,冼村成了一片废墟。

洗牌 卢穗耕外逃后,冼村的治理结构仍没有变化

现在4年过去,同意拆迁的村民有家无法回,只能到黄村等地租房居住,也是怨声载道。打破拆迁僵局,让村民重建家园,成了冼村的难题。

通过维权,村民向国土部门、城建规划、档案馆申请信息公开,逐步了解了冼村部分土地信息,看到了“不平等”的合同:有一份合同中,冼村出地,合作开发的物业,冼村享有的利益只占到三成。“盖楼都是地值钱嘛!”这被村民认为利益被卢及其同盟者侵吞了。

这些合同,被村民认为是非法的合同,要重新签订合同,收回冼村的利益。村民的根据是广东省的文件。

按照《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中的第九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成员大会。凡涉及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交成员大会讨论决定。

“卢穗耕谈的这些合同,都没有经过全体村民同意,所以是非法的。”冼村部分村民认为。

拆迁要继续,利益要收回,要化解这些矛盾,冼村自治成了新的选择。但现在的难题是,在《村民组织法》实施3年后,主政天河区的曹鉴燎,通过一些手段,把类似冼村这样的城中村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变更,自治现在也是困难重重。

2001年,天河区出台《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基本规定》,第七条“股东代表大会是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与广东省出台的文件中的第九条相悖。

正是根据天河区的文件,在卢穗耕时代,冼村只有56个股东代表,其中只有大约10人与卢没有亲友关系,掌控这56人,就可以做出重大决定。

到卢外逃后,冼村的治理结构仍然没有变化,只是股东代表增加到了88人,但由88个人决定全村事务,已经脱离了村民自治的轨道。

现在,冼村的村民继续上访,希望按照《公司法》规定直选冼村村公司董事会。而卢穗耕外逃后,88个股东代表选出的董事会,村民们也要求撤销,因为不是直选出来的。

村民信访的结果,是层层被否决,现在到了广州市,信访结果还没下来,“如果继续被驳回,我们就要到法院起诉。”冼耀均告诉记者。

冼村政治治理结构上的矛盾,使得村民无从信任现有的村官,合作也就无从谈起,拆迁僵局也无法打破。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时,千疮百孔的冼村,则恍若一片黑洞。留守的村民在废墟里穿梭,同意拆迁的则有家难归,哪天是个头,谁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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